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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之疫论·性别|从职场到家庭,疫情放大了日本社会的性别不平等

来源:新型冠状病毒 时间:2021-01-31 作者:巴中人才网 浏览量:

社会学者在谈论灾害的社会性效果时经常会提到所谓的“泰坦尼克现象”:拥有不同社会资本的人即使在面对同样的风险时也有着相异的应对方式及后果。撞击冰山后,头等舱和三等舱不同的存活率显然就是最好的例证。但热爱强调阶级变量的社会学家和大众传媒经常忽视性别这一同样重要的维度,让“孩子和女性先走”的美谈更是加深了隐喻背后的这种倾向性。在更为日常和现代的情境中,两性在面对灾难冲击时可以调动的资源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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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在本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现无疑是这种差别一个十分明显的案例。包括中国读者也熟知的上野千鹤子在内的日本学者和社会团体从疫情初期就开始了呼吁大家关注防疫中出现的各类性别不平等。正如她们所说,突发的疫情不仅为社会的性别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更是把既存的结构性偏差更明显地呈现甚至扩大。进一步说,日本女性在公和私两方面遭受的冲击也直接点出了资本主义想要实现的“工作-家庭平衡”(work-life balance)理想在现实中的千疮百孔。


职场:无解的双重结构


去年9月刚卸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经济上最大的建树就要数由“金融缓和”、“财政出动”和“成长战略”这三支箭所组成的“安倍经济学”。但在国内外媒体对他策略进行评价的时候,安倍内阁对于女性进入职场的鼓励却没有被太多人提及(又一个媒体和学界忽视性别视角的例子?)。


早在2013年6月,在安倍提出的“日本再兴战略”中,他就把“女性活跃”作为重要的目标之一。2015年8月,《女性活跃推进法》又得到国会通过,为目标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保障。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政府的目标之一是要消解日本女性在就业中会出现的“M字结构”:这一结构的底部是因为婚姻和生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离甚至是彻底告别职场的30、40代女性。在此之上,安倍甚至提出了“二〇三〇”这一具体的目标:即到2020年企业管理层的女性比例至少要提升到30%。有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9年,日本女性的受雇者总数增加了307万人。光从数字来看,这些政策似乎还是有些效果的。


但令人措手不及的新冠疫情很快就让这一看上去进步的数据露出了破绽。在NHK最新一份针对全国6万8千人的抽样调查中,在去年一年间因为新冠而导致各自形式失业和减收的男性回答者占到了18.7%,相比之下女性则有26%,为前者的1.4倍。同时,在失业后没能找到下一份工作的回答者比例则分别是男性24.1%和女性38.4%,又有1.6倍的差距。


如果我们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就能发现女性相比之下的高失业率是由她们在“非正规雇用”劳动者中过高的比例所造成的。根据日本总务省的数据,在疫情影响刚开始深化的2020年5月,非正规劳动者相比于去年同月就减少了61万人,其中女性有47万人,占77%。流行开始约半年后的9月,非正规劳动者同比更是减少了123万人,女性约占6成。事实上,上述被视作是安倍政权实现女性就业提升的数字中,非正规的雇用就占到了60%左右。一个可供参考和比较的数字是,40岁以上的男性劳动者有90%都是正规雇用。


在平时,不需要雇主承担各种社会保障义务的非正规雇用就是企业可以随时调整的“次级”劳动力。而当面对结构性冲击时,她们又是首先被辞退以保障收支平衡的对象。再具体说,新冠等流行性疾病又和石油危机等经济问题有着全然不同的效果。在今天的日本,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靠着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作为成立的条件。平日里,这些服务人员需要比制造业的劳动力付出更多通常是无法被量化的“情感劳动”。而危机时,不能或者不需要被远程及AI技术辅助的她们又成为了最先被淘汰的对象。本次疫情让日本经济的这种正规/非正规二元构造更为彻底地呈现在了大家面前。而女性在疫情下的劳动市场所承受的更为巨大的挑战也让我们看到了量化数据所无法体现的不平等。


家庭:令和年代的昭和模式


与职场不尽人意的性别关系成对出现的自然是具有类似缺陷的家庭私领域。政府无法解决的双重劳动力构造可能到头来根本就没有解决的动力。因为被非正式雇用所限制的女性在“回归家庭”后对孩子养育的贡献可能才缓解了日本社会最燃眉的少子化之急。从而,疫情中政府的相关策略也从头到尾体现出一种与时代不符的脱节感。


比如,上野千鹤子就首先把矛头对向了去年安倍政府提出的让全国中小学校一并休校的政策。这一于2020年2月27日发出的意见可以说是日本政府最早的防疫措施之一。但上野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所蕴含的“昭和味”。在政府看来,回到家的学生可以靠着全职母亲的监督继续正常的学业和生活,但问题是在令和的今天全国还有多少家庭能完全保持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直到几周后,政府才宣布了给不得不暂停工作照顾孩子的劳动力提供补贴的配套措施。


另一位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落合惠美子同样指出了这一系列操作的不足。她认为这种让家庭这一最小社会单位来承担防疫责任的做法基本上是新自由主义政府的一贯路数。同时,政府的补偿只是根据劳动力的市价所估算出的统一结果,而它是不是符合真正承担起照料责任的家庭成员实际上的付出则被打上了一个问号。自然,在现实中这一“家庭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母亲。更有甚者,即使到了后期不管是父母都开始居家办公时,承担起绝大多数照料责任的还是女性。落合和学生进行的紧急调查显示,远程工作期间因为家务而烦恼的女性达到了36%,而男性的这一数字只有15%。如果限定在没法找到育儿设施的家庭里,女性的烦恼率则直接攀升到44%。


同样在政府的“昭和式”家庭模型里找不到对应还有单身母亲。日本NPO组织“单身母亲论坛”在去年6月的调查中发现,因为新冠而有不同程度收入减少的单亲妈妈高达7成。其中更是有一半的人收入降到了疫情前的50%以下。还有近20%的受访者表示她们不得不减少自己和孩子每天的进食来维持生计。由此可见,上述的政府补贴只有在双亲存在且一方(男方)仍继续工作的前提下才能发挥理想的效果。


另一方面,政府设定的理想夫妻形象也没有为其可能的破裂预留足够的斡旋余地。在回顾疫情年日本建筑界的“空间言说”时,我们曾提到政府的贫困保护政策是建立在受益人有着固定住所这一未明言的前提之上。类似的,在面向所有公民发放的10万日元临时补偿金的政策中,我们也能找到基于“传统家庭观”的隐性先决条件。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需要在“世带主”(约等于中国户口本上的户主)的统括下向所住地政府进行申请。在通过审核后,各成员合计的补助金又将打入户主提供的唯一账户里。这一政策几乎是一经发布就引起了相关团体的抗议,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到因为家暴等各种原因处在分居状态之下的家庭。相比于一般人更需要这笔补助的她们反而会因为施暴者被国家认可的户主地位而丧失这来之不易的收益。好在日本政府很快亡羊补牢,宣布只要凭借着在官方机构或民间团体进行过家暴咨询的证明书,公民就可以在现住地进行独立的补助金申请,从而绕过了户主这一可能的障碍。但先不说这一补救措施在细节处仍然不甚明晰,在原本政策公布之际根本没有考虑到相关因素这一事实就已经说明了政策制定者思考的落伍。特别是考虑到在过去类似的几次“全民发钱”操作时,家暴等因素就曾被大范围地探讨过。


而在既存的家庭暴力会给疫情对策造成困扰的同时,疫情所带来的新局面无疑又给家庭不和谐增添了额外诱因。根据内阁府公布的数据,2020年前11个月,官方反家暴机构收到的咨询共计13万2355件。这比2019年全年多增了1万件以上。在全社会都在谈论如何要与疫情共存的“新常态”时,相关政策显然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作为家务劳动绝对多数的承担者和家庭暴力最普遍的受害者的女性则不得不承受这种“时差”所造成的苦涩后果。


性工作者:被国家定义的身体


如上所述,因为结构性的原因,同样的疫情冲击对于日本社会的男女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不管是职场还是家庭,女性都处在一种“腹背受敌”的状态之中。而要说能最直接体现出女性困境的职业的话还要数日本的性工作者们。事实上,围绕着她们展开的争议贯彻了疫情发展的各个阶段。权力对于她们身体的规训也体现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运转逻辑。


首先,上文中提到安倍政府在疫情扩散的初期宣布学校停课并在后续公布了对监护人的停业补偿。但相关规定中却增加了对陪酒和性服务等行业(在日本一般统称为“风俗业”)的排除条款。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用公共的税金去补助这些行业“不适当”。此举很快遭到了各界的非议。事实上,从疫情一开始,“夜晚的行业”就被舆论认定为是感染的一大源头。如果承认这种可能有偏见的论断存在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对于相关从业者的补助就应该更加充分从而让她们断绝私下营业,而不是可能让她们不得不继续的反向激励。在反对职业歧视的万人联署等压力之下,厚生劳动省在4月7日终于宣布“风俗业”工作者停业来照顾孩子也可以和其他职业一样享受补助。但对风俗业熟悉的评论家还是指出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有的问题。目前,许多从业者和店铺之间是以“项目委托”而不是“长期契约”的形式来进行工作的。这意味她们能收到的补助要比诸如夜店经理等正式员工少将近一半(又回到经济双重构造的问题)。同时,在申请补助时她们需要提供完整的个人信息以及以往的税务证明。虽然目前还没有业者申请补助的明确数据,但社会对于风俗业的负面认知以及她们所处的困境似乎让总体上的预期无法乐观。


紧接着,在进入到紧急状态之后,为了稳定经济的运行政府又陆续推出了对企业的持续补偿金和房租补贴等强力政策。但同样的,以风俗业为主体的公司又因为相同的理由被排除在了范围之外。2020年的9月,一家关西的风俗业者以这种排除违反宪法为由把国家告上法庭,相关审理还没有最终的结果。但和休业照顾孩子时不同,这次政府并没有因为反对的声音而进行补救。虽然政府的决策往往是多重原因的复合结果,但权力对于女性身体应然性的认知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作为“母亲”的风俗业者在一波三折后最终至少在形式上可以得到补偿,而作为“劳动者”的风俗业者却被彻底拒绝。对于权力来说,女性的“生产力”只有在她可以帮助社会实现“再生产”时才被承认。而性工作者们不和生育直接关联的服务内容也很自然的不被认为需要帮助。虽然风俗行业因为它的特殊性而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会总体对于女性的对待又何尝不是贯彻了相似的逻辑,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小结


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冲击最刺眼的一个衡量指标大概就是自杀率了。仅拿去年10月的统计来说,男性的自杀率比前年同月增加了22%,而女性则增加了83%。用数字来比较同样是悲惨性的事件并不完全有效,更何况一个性别家庭成员的自杀往往和另一性的境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在社会保障网出现裂缝之时,事实上处在弱势地位的女性所受到的打击更为强烈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双重的劳动力市场构造以及没有与时俱进的家庭政策决定了性别不平等在新冠影响下日本的具体呈现方式。正如国际货币组织所警告的,“疫情可能把全球范围内过去30年取得的性别平等成就一并抹除”。这一世界共通的问题急迫需要各国从自身社会特殊的条件出发来寻找最为恰当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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